《新聞極客》：為什么要在生育率上做文章？現在出現的人口問題與這個有關嗎？

　　郭志剛：生育率上有一個出乎意料的急速和巨大的下降。1990年以前，生育率比較高，1990年普查還是2.3。之后，生育率迅速降到更替水平以下，而且還一路下降，越來越低。這就說明，我國人口發展進入了一個新時期，跟以前很不一樣。

　　我認為，進入90年代以后，人口轉變主要任務已經完成了，但問題是我們對此沒有反應，或者說政府和人口學家們反應太慢了。另外，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出生漏報問題確實挺嚴重，就形成一個說辭，生育率低是因為漏報，所以這事一直不被認真對待，一擱就擱了二十年。人口學者和官員都不是神仙，形成正確認識需要一個過程。但即使從提出這個問題到大家正式認可來看，花的時間是有點太長了。

　　慣性思維、經驗之談影響太大，總說從前做計劃生育有漏報、瞞報，要將生育率調到主觀上能接受的水平，再通過政府部門正式發布，權威性很大。其實，進入低生育時期，好多情況與以前不一樣，現在改革開放已經到了這種程度，好多變化是真的，不可能整個社會都在變，生育率一點不變。2000年以后，一部分人口學者開始認真考慮這個問題，當時就很嚴重很急迫，拖到今天就更嚴重更急迫。當時如果早一點開始解決，損失會更少一點。

　　新時期，人口結構問題越來越凸顯，變成主要矛盾。今后主要風險不是總人口數超過15億的紅線，而是老齡化程度過于嚴重。由于以前計劃生育的首要任務是控制人口增長，但既有的政策、觀念、工作重點和范圍已經不適應當前人口形勢了。比如，老齡化有沒有設一個紅線？沒有。也沒有明確哪一個政府主管部門對此負責監測和管理。

　　人口政策調整不等于不要計劃生育

　　《新聞極客》：你2011年發表文章說前20年政府發布的生育率過高，如果調整政策更早些，會是什么樣的形勢？

　　郭志剛：我2003年在會議上提出中國生育率很可能真的很低，2004年發表了論文。那時我也是意識到這個問題不久，我知道這話說出來有人會不高興，而且我也沒太強的底氣，能完全確定自己的認識是正確的。但如果這是個真問題，大家又都意識不到，本身就是大問題，況且我也盡可能做了很多研究，所以我就提了。其實，我思想斗爭是很激烈的，在心里想了不止一年，不敢說，因為壓力會很大。

　　2004年國家計生委進行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的研究，我當時提出的看法是希望大家做人口戰略研究的同時，考慮下生育率過低也是個問題。總課題組沒有接受，最后研究總報告的調子是穩定計劃生育政策，即現行生育政策30年不動搖。

　　《新聞極客》：早走那一步，現在局勢不會有特別大的轉變，但至少不會像現在這么嚴重。

　　郭志剛：對。2004年，20個國內頂尖的人口學者向中央和主管部門提交建議書，大家正經簽字的，說現在應該調整生育政策，寫了多方面的研究報告，提出了實施建議，要求開展相應的調研，搞一些試點。

　　《新聞極客》：既然有那么多頂尖學者進言，為什么最后沒有改變呢？

　　郭志剛：這好像不應該問我吧。當時已經啟動人口發展戰略研究，這些學者中很多人都直接參加這個研究，提出的建議是希望研究能體現一下這個思路，就是生育政策有必要調整。但沒被接受，還要穩定30年不變。為什么要提30年不變呢？因為當時估計中國人口達到最大值在30年之后，就是2035年左右，說人口絕對數開始下降的時候咱再開始考慮調整政策。

　　這個研究爭論挺熱烈的，2006年計生委搞了一個全國計劃生育調查，結果挺嚇人，說最近兩三年生育率嚴重反彈，估算出來2006年總和生育率是1.87。雖然政府一直都說1.8，但沒有直接證據，現在冒出個1.87，還是實際調查的統計數字，那不是挺嚇人嘛！于是計生委給中央打報告，中央就擔心了，計劃生育成果要付之東流，兩三年之內就從1.5跳到1.87，所以中央當時做了第二個加強計劃生育工作的決定，提出要“千方百計穩定低生育水平” 。

　　主管部門大造輿論，說人口形勢嚴峻，生育率反彈是現實風險。文件、報紙上都是這個，又是失控，又是回升，這種情況下誰還能談調整政策？后來學者們搞明白了，生育率根本沒有反彈。2009年第二個調整政策建議就出來了，參加簽字的學者更多，呼吁更加急迫。

　　不是說不要計劃生育，現在生兩個，不還是在計劃嗎？讓普遍生兩個，老百姓高興，能減少社會中獨生子女家庭比例，宏觀上緩解人口老齡化，對國家的人口發展走向正常化和均衡化有好處，何樂而不為？所以某些部門別擔心自己以后沒事干，這么多工作要做，監測和緩解老齡化這塊還沒人做呢！

　　相關閱讀：二胎，你到底生還是不生？